忠肝义胆渔家子 人民海军小雏鹰
——霞浦渔家英雄柯成贵的故事

字体:[] [] [] [打印] [关闭] 发表时间:2020-04-03 18:05:49.0  推荐人:张金霖  推荐老区:福建省.宁德市.霞浦县  来源:今日老区

半个世纪过去了,但是闽东沿海一带的人民,一提起柯成贵这个传奇式的人物,仍然念念不忘。

柯成贵又名柯润,字伯痒,是霞浦县西洋岛仕头坑村人,1908年出生在一个工人的家庭,童年时期常和贫苦渔家子弟一起到海边弄潮游泳,自幼练就一身好水性。他虽只读过几年私塾,但性聪慧而勤奋,喜看狭义小说,为人耿直,爱打不平。他父亲是管理灯塔(即航标灯)工人,每天要摇舢板过渡去西洋岛对面的横屿点塔灯,如遇到风大浪险之日,柯成贵便毫不畏惧地代替父亲去点燃塔灯,保证来往船只的安全,受到人们的称赞。

1925年,柯成贵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望,到福州祖家(祖籍地)寄读在格致中学,时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高潮,他在新思想的影响下,经常和进步学生一起参加游行、散发传单,投入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。

1928年春天,柯成贵回到西洋岛,正是鱼汛季节,见长乐、连江等地的渔霸,恃着手里有反动武装,在西洋一带占渔场,霸海面,欺诈群众,强奸妇女,十分气愤,就去找渔霸论理,渔霸不但不听,反而蛮横地殴打了他。柯成贵见说理无用,就找了机会杀了一个渔霸,连夜逃亡他乡。

这以后,渔霸对柯成贵恨之入骨,勾结了反动政府捉拿他,而他则多次在群众的掩护下,凭着自己的机智和熟练的水性脱险。此后,他便一直流亡在福州的铺顶、义州八兴境、中选红舍庙等处;这时结识了不少肝胆兄弟,并在他们的赞助下买了几条枪。1931年底,他潜回西洋岛招众聚义,与渔霸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,由于他很得民心,前来参加的人日益增多,很快就发展到一百多人。国民党霞浦县政府闻悉,非常震惊,称他们为“土匪”,几次派遣军队前往胁迫招安,但都未能得逞。

柯部这时在西洋一带海域,虽有一定声势,但也吃了不少苦头。这使柯成贵在苦恼之余,渐渐意识到自己这支队伍,虽有江湖义气除暴安良的正义感,但有许多弱点无法克服,如有的人闹帮派纠葛,彼此斗殴;有的人赌博、抽大烟,胸无大志。眼前大伙虽有大碗酒喝,大块肉吃,但日子并不好过,单独行动孤立无援,时刻有被国民党军队剿灭的危险。1933年底他听说共产党在福安领导甘棠农民暴动,便秘密派副队长林红弟(福安六屿人)到福安去寻找共产党。

林红弟通过同乡陈亮(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工作人员)的关系,找到任铁锋(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委员、红军游击队长),汇报了西洋岛部队情况和柯成贵的意图。之后,党组织派陈亮同志随林红弟先后两次上岛,了解情况和宣传革命道理。经过组织的教育考察,柯成贵的政治觉悟显著提高,主动要求入党。1934年1月,由陈亮介绍,柯成贵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转折和变化。

1934年1月,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在打下赛岐后,游击队伍不断扩大,于霞浦西胜寺成立闽东红军独立团。嗣后,中心县委派曾志(中心县委委员)为我党代表,同陈亮等人前往西洋岛,为柯成贵部队举行收编仪式。柯成贵获悉欣喜欲狂,立即排好队伍迎接,还特地请来福州戏班唱戏,十分隆重。经过几天工作后,曾志同志把这支队伍编为闽东红军独立团海上游击独立营(又称海上游击队),并任命柯成贵为营长。

不久,曾志回福安中心县委,柯成贵还数次前往中心县委请示工作,接受任务,从此,这支队伍便成了我党领导的红军第一支海上部队。随着部队组织性纪律性的加强,战斗力大大提高。他们凭借着闽东千里海疆的自然屏障,以西洋、浮鹰、北礵等岛屿为根据地,经常神出鬼没地在霞浦、福鼎、福安、宁德、罗源、连江等海域,截击敌人的海上交通运输,封锁海口,购买武器、医药以及配合陆上红军作战等方面,做出了很大贡献。

1934年,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,却积极进行内战,柯成贵非常愤慨,亲自提笔在西洋马祖宫的墙上写了“反对蒋介石出卖东三省!”“拥护苏维埃政府!”等大幅标语,并率领部队,两次袭击了前来西洋海域掠夺海产资源的日本帝国主义船艇,保卫了祖国的神圣海疆。

柯成贵对日本帝国主义、国民党反动派、渔霸恨之入骨,对人民群众关心备至,为了解决岛上群众生活问题,他多次派船到内地买来薯米和猪苗等,以低价卖给群众或送给群众,逢年过节时,还亲自批条给穷苦渔民,让他们到岛上商店以挂账赊欠的办法,买到粮食油盐等生活用品,他还经常对群众说:“只要我柯某活着,就不会让你们饿肚子。”

对于来往西洋海域做生意的商船,柯成贵注重党的政策保护他们的利益。由于爱憎分明,不少商家与他交了朋友,并时时资助游击队。柯部的两挺机枪,就是商家兄弟(外号“初一早”和“初二早”)帮助去福州花了七百多银圆买来的。

这时,闽东红军两次围攻霞浦县城,霞浦西南、西北和东北的广大地区革命形势如火如荼。但是,南乡一带反动地主掌握的刀会,仍然十分猖獗,为了打击敌人的反动气焰,柯成贵先后两次率部狠狠攻打了三洲、石湖、大京等地的反动刀会。

海上游击队在一年的对敌斗争中,队伍不断发展壮大,全营有四个连队,一个警卫排,共300多人,有步枪100多支,短枪7、8支,机枪2挺,民船20多艘,小汽艇1艘,望远镜1付;还在浮鹰三间楼地方,建立一所简陋的土炸弹厂(自己炼硝,用铁片、玻璃碎和硝药等装在铁罐头罐里土制手榴弹)。

1934年10月间,国民党海军军舰“通济”号出航上海,途经西洋停泊窥探我军情况,正搬下舢板,柯成贵获悉后,即率部化装成打鱼船只袭击敌舰,当场打死敌海军士兵1人。双方开火后,“通济”即发电求援,敌人又派来“海筹”号军舰助战,柯成贵见不能取胜,便率部撤回,当夜用了疑兵之计,在龟沃顶上点起了数百盏灯笼来迷惑敌人。果然敌舰误以为是我军营地,便乱发炮弹报复。这时柯成贵却率领船只向敌舰迂回包抄,敌人见势不妙,只得连夜仓皇逃窜,再也不敢轻易进入西洋海域了。

1935年春,敌人大举“围剿”我闽东苏区,而这支海上游击队,却人声鼎沸,越战越强,越战越勇,伪《江声报》在这年3月22日载文惊呼:“柯成贵部有六七百人,纵横海上,极为强悍。”

同年春,连罗红军西南团和中共连江县委机关被敌人围困,在无法周旋的危急关头,团长杨采衡、县委成员陈云飞率领200多人突围,准备连夜乘船到西洋、浮鹰诸岛,但在途中又遭敌人追击,便决定化整为零,大部分分散隐蔽,精选得力骨干20多人由杨采衡、陈云飞率领退至西洋岛。柯成贵连夜派心腹大员,将他们带到岛上后山比较高的一座独立房屋住下。

反动派得知西南团和县委主要骨干进入西洋岛的消息后,于翌日拂晓,即出动了两架侦察机到西洋上空窥察,派“楚同”“海明”“通济”三艘兵舰封锁海面,并配合陆军87师159旅517团和黄岐等地武装民团千余人,由渔霸林元良带路,分数处登岛。正在千钧一发之际,西南团的同志又由柯成贵派去的那位同志带路,安全地转移到凤门屿海边的一个最秘密的岩洞里去。

由于柯成贵做了周密的布置,敌人登岛“围剿”扑了空。次日,柯成贵为了给隐藏在岩洞里的西南团同志送吃的东西,自己打扮成渔民,借着拂晓前夜幕的掩护,摇着小舢板悄悄地向凤门屿方向驶去。当接近洞口时,不料被敌人哨兵发现。为了不暴露西南团同志的隐蔽地点,他故意又将船板朝横屿岛(灯塔所在地)方向摇去。

敌人追来,将柯成贵押送团部时,被曾经向柯成贵交过饷的渔霸林元良认了出来,便叫人将他五花大绑起来。敌人在撤离西洋岛时,又把他送到连江奇达87师师部。

柯成贵被捕的消息在岛上传开后,群众十分悲痛不安,有的老渔妇手握燃香,跪在船头,向天祷告,祝愿他平安回岛;有的还献出金戒指、耳环、首饰等贵重物品,千方百计地要把他赎回来。

柯成贵虽然被敌人抓走了,但由于他在岛上的威望,西南团的同志仍然得到群众的保护和支持,在西洋魁山、浮鹰等岛上辗转隐蔽后,才安全地撤离海岛,转道福清,到闽中继续开展游击斗争。

柯成贵被敌人关押在福州伪省保安司令部监狱,他把自己的生死置于度外。每当他爱人林梅娇前来探望时,他总是关心地暗暗询问着其他同志的安全情况。

在狱期间,党组织为了营救他,曾通过社会力量造舆论写呼吁,派人与当局疏通,但由于黄岐筹地的渔霸多次联名诬告并买通官府,而未能实现。

两个月来,敌人用尽了各种毒刑,都没能够使柯成贵屈服,后就用火红的熨斗烫得他体无完肤,溃烂化脓,柯成贵始终坚守革命机密,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崇高节操。他爱人探监时见他周身溃烂,血肉模糊,惨不忍睹,泣不成声。老柯安慰她说:“哭没有用,人总要死的。我死后,你把孩子养大,就算你有功劳了。”柯成贵还对同狱的难友连罗红军营长郑敢等人说:“我不行了,你们要争取活着出去以后再干!”

凶恶的敌人终于下了毒手,以“抢劫军粮,通红有据”的罪名判处柯成贵死刑。1935年旧历三月廿九日中午,在临刑前他面不变色,还含笑地向难友们频频点头,致意告别,并高呼:“打倒国民党反动派!”“中国共产党万岁!”等口号。残暴的敌人打得他鼻嘴直喷鲜血。在福州鸡角弄被枪杀后,敌人还惨无人道地用刺刀将柯成贵剖腹挖心。

柯成贵烈士壮烈就义的不幸消息传到西洋岛后,岛上群众如同失去自己的亲人一样,号啕痛哭,成群结队地跪向东海,奠祭他们心目中的英雄─柯成贵英灵。

柯成贵虽只活了短短的27个春秋,但他活在渔家心目中的英雄形象,却永远难以磨灭。

(0)